上世紀80年代中期，糧店售糧員幫助買糧群眾扛糧食。

　　上世紀80年代末市民購糧的情景。

　　從糧食統購統銷到遍布大街的快餐店，百姓餐桌的變化凝聚了歷史巨變。

　　□ 朱曄

　　上世紀5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直到90年代中期逐漸淡出歷史舞臺。長達40余年的時間內，國有糧店與全國城鎮居民結下不解之緣。如今它已漸行漸遠，但是其間發生的許許多多故事，卻是那段歷史的見證。筆者于1967年進入糧食系統，在糧食系統工作40余年。1988-1996年間曾任市糧食局工業處處長、企管部部長(負責糧食行業管理服務)，經歷了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最后沖刺階段。

　　國有糧店的誕生

　　“民以食為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我國農村人口的一日三餐基本都是自種自食，而城鎮居民則需去小磨坊買米買面。那時濟南人購糧由私營糧油商販供給，東圩子門、濼口、館驛街、南門曾是糧油集市，許多家庭磨坊也遍布市內主要街道。新中國成立之初，不法糧商囤積居奇，哄抬糧價，坑害民眾。

　　為加強市場管理，確保居民糧食供應，1948年11月，剛成立不久的濟南特別市政府就決定成立濟南市國營糧食公司，次年3月又成立濟南市糧食局。國營糧食公司和國營供銷合作社開始大力開展糧食購銷，打擊私商不法活動，逐步建立起以國營糧食商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統一糧食購銷體制。

　　1953年11月，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取消糧食自由貿易市場。1955年12月，濟南市區122戶私營糧食代銷店調整為102戶，并全部改造成國有糧店，同年9月開始實行城鎮居民糧食定量供應。1957年底市區國有糧店已達91個，到上世紀90年代，市中、天橋、歷下、槐蔭四區達146個，歷城區6個。

　　國有糧店實行居民購糧憑證定點，每個糧店負責多個居委會內住戶的口糧供應。為方便居民購糧，糧店大都設在小街背巷，許多糧店占用民居四合院，有的利用廟宇寺院，這與設在繁華街道的其他商店迥然不同。糧店大多是以所在街道或駐地企業單位的名稱命名，如“勝利大街糧店”“機床二廠糧店”等。

　　糧店與商店的最大不同還在于：商店的顧客不固定，錢貨兩清各走各的，互不牽扯;糧店則采取劃片定點供應，它的顧客只能是固定在片區內的常住居民，你住在某個居委會轄區內，只能在這個轄區內的糧店里購買糧食。因為糧店還負責發放、核查定點區內居民購糧證、購物證，核定口糧定量,發放各類票證，因而居住片區內的居民也只能到所在的糧店購買糧食。說白了，國有糧店其實就是國家糧食定向供應點，并一度承擔著一定的政府職能。

　　人民糧店為人民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和山東分局的部署，自1953年11月上旬開始，在濟南、青島等地試行糧食計劃供應。1955年8月，國務院公布了《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省人委(即省政府)決定，濟南、青島等九地市從當年9月起分批施行城鎮居民糧食定量供應。

　　城鎮居民口糧定量供應標準，主要依據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地區間不同的消費習慣，本著“吃飽不浪費”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經過調查研究，將每人每月定量分為九類21個等級。特重體力勞動者分3個等級，一等30公斤，二等27公斤，三等25公斤;重體力勞動者同樣劃分三等，一等24.5公斤，二等22公斤，三等20公斤;輕體力勞動者也分三個等級，一等19.5公斤，二等17公斤，三等14.5公斤。機關團體人員、企業職員、店員分四個等級，一等16公斤，二等15.5公斤，三等15公斤，四等13.5公斤。大、中學生分四個等級，一等18公斤，二等17公斤，三等16公斤，四等14.5公斤。一般居民和不到10周歲的兒童為12-14.25公斤。

　　這個標準后來曾多次進行過調整。統購統銷的前幾年，城鎮居民對于口糧定量還不那么重視。因為街上到處都有賣鍋餅、燒餅、饅頭、油條的，定量不足可以去買熟食等添補，去飯店吃飯也不收糧票，因而對于口糧計劃供應并不太重視。但是到了1959年可就風云突變了。那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不僅街上再也沒有賣熟食的，飯店也必須收糧票，沒有糧票根本買不來糕點。副食如肉蛋之類統統用票，而且少得可憐。同時，居民口糧定量也核減，每月僅27斤。各類人員的定量一律核減。肚子里沒有油水，口糧又少，因而普遍不夠吃的。即便吃糠咽菜，半稀半干，家家口糧幾乎都撐不到月底。

　　這時，糧店急群眾所急，采取每月25日提前預售下月糧食計劃的措施為居民救急而受到廣泛稱贊，居民稱之為“借糧”。每逢25日，天不亮，那些急等著買回糧食下鍋的人們就在糧店門前排起長隊，望眼欲穿地盼著糧店快快開門。有的人甚至頭天晚上用小板凳來排隊挨號。糧店一上班，售糧員立刻像是走進戰場，忙得水顧不上喝，飯顧不上吃。

　　秋末冬初賣地瓜時，售糧員更是汗流浹背，累得七死八活。那時每人每月有5斤糧食計劃可買25斤地瓜，五口之家就需買125斤，千百家庭擠在一天來買糧，僅過磅一項就夠售糧員喝一壺的，更甭說還要挑燈夜戰。買到糧食的人急急忙忙趕回家蒸上一鍋菜窩窩，煮上一鍋地瓜，看著嗷嗷待哺的孩子們狼吞虎咽。

　　那時是計劃經濟時代，幾乎什么東西都要用票證來買，而且災害時期的票證特多，如果沒有票證那就什么東西也別想買到。由于購糧證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家庭人口變化，發放各種票證也必須根據實際人口發放，所以這一光榮任務就交給了糧食部門。每逢發放油票、布票、肥皂票等20余種票證時，糧店抽出專人、利用業余時間義務到街道各居委會主任家中，憑購糧證挨家挨戶地逐一發放，經常忙到晚上10點多。糧店還積極開展為民服務活動，為軍烈屬、五保戶送米送面，糧店職工與片區的居民相處得十分融洽，簡直親如一家。“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市糧店始終堅持開門營業，沒有一家糧店“停產鬧革命”，為保證供應、穩定社會作出了積極貢獻。

　　多種經營開新篇

　　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糧食消費發生很大變化。城鎮居民不僅開始吃細吃精吃好，而且要求由生變熟,因而糧店的生糧銷量也不斷下滑。同時，隨著市民經濟收入步步提高以及蔬菜副食品越來越豐富，為吃得更好一點，居民紛紛拿著粗糧換面粉和大米。而且隨著市場越來越有活力，大批農民工也快速涌入城市打工，他們大都用糧票買熟食解決一日三餐。在這種形勢下，國有糧店只有改變經營方式，擴大經營范圍，才能適應發展需要。

　　于是，市糧食局和各區分局引導糧店職工改變以往單一經營平價糧食的局面，采取“糧油兼營、平議兼營、生熟兼營和開展粗糧兌換細糧”的多種措施積極搞活經營，國有糧店也改名為糧油食品店。在經營模式上，國有糧店大膽改革，積極推行承包經營。這一經營機制轉變激發了職工熱情，擴大了經營范圍，靈活了經營方式。過去店里只管賣生糧，現在除了賣生糧還辦理粗糧換面粉大米業務以及經營熟食品。

　　為了做出花樣繁多的食品，他們走出去請進來，走京串衛，南下北上，到全國各地多次參觀學習食品制作技術，付出了艱辛和汗水。很快，他們就能做出40余種各色食品，公修街、經四緯七的大蒸包，三和街等糧店所產的速凍水餃，四季馨自制的糕點，深受廣大群眾歡迎，其他店的大餅、油條、饅頭“老三樣”遍地開花，給居民提供了可口的早餐和午飯，成為人們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食品，許多品種還被評為名牌或優質食品，享有很高聲譽。

　　糧店的店容店貌也開始像商店一樣進行裝修從而面貌一新，逐步改變了簡陋落后的狀況。職工還因陋就簡，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把糧店改造成“小吃部、熟食部、生糧部”，名副其實地成了“一店三部”。從此國有糧店開始走上商品經濟道路，并與市場接軌。

　　站好最后一班崗

　　人們常說，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后堡壘。上世紀90年代前后，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這個堡壘即將被攻破，然而國有糧店卻面臨生與死的嚴峻考驗。

　　首先，糧食購銷價格特別是糧食銷售價格多次提高引起了強烈反應。習慣了計劃經濟時期物價多年不變的人們對此極不適應，因而每次調價前夕隨之而來的是大范圍的民心惶惶。

　　為確保糧店不脫銷不斷檔，穩定民心，糧食系統全體干部職工當作一項政治任務認真對待，糧食加工廠三班生產不停，倉儲企業抓緊糧食調撥，運輸公司全力以赴，國有糧店沖鋒在前，全力以赴應對搶購風潮。

　　1989年8月，正逢糧食價格上調前，城鎮居民又在糧店門前排起了長龍。當時濟南供電十分緊張，各個面粉廠經常因停電而被迫停產，難以保證糧食供應。為此，市糧食局緊急寫出報告，市委《每日新聞》當天刊登，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濟南市委書記的賀國強同志立即批復：“必須采取有力措施，確保糧油建工用電”。副市長趙傳明馬上指示供電局采取限電不拉路(即供電線路不拉閘，除糧食加工廠外，其他單位一律不準用電)的緊急措施，保證了各個面粉廠的加工生產。

　　1992年3月中旬，國務院下達19號文件決定：從4月1日起調整糧食購銷價格。特一粉銷售價從0.38元提高到0.55元/斤，特二粉從0.34元提高到0.49元/斤，糧價上漲幅度高達40%以上。雖然國家給職工每人每月增加5元錢、大中專學生每人每月3元的提價補貼，但在社會上引起的震動依然很大，三月份不到10天全市共銷售面粉1.9億斤，其中市區銷售高達1億斤，每個不到10人的糧店每日平均銷售面粉竟然達六七萬斤。

　　施行糧食購銷同價意味著糧食購銷全面市場化，所以全國各地先后放開糧食銷售價格，此后的一段時間內城市糧價急劇上漲，搶糧風潮屢屢發生。1993年11月，國家再次提高糧食銷售價格，決定從11月30日起特一粉提高到0.68元/斤，特二粉提高到0.58元/斤。而且濟南市同時決定取消“城鎮居民糧食供應證”，這是計劃經濟的標志性證件。糧食供應證的取消標志著計劃經濟退出了歷史舞臺。

　　對此，中央、省、市領導高度重視，原中商部每天調度省會城市糧食銷售情況。糧食系統的干部職工也做了充分準備。他們深入動員，分兵把口，全力以赴地做好面粉生產、糧食調運、保證供應等工作，同時嚴守秘密，嚴守紀律，不跟任何人提前泄露漲價消息。糧店職工老弱和婦女較多，他們識大體、顧大局、不叫苦、不怕累，始終堅守崗位。不少售糧員累得手臂腫了，腰疼腿酸仍然加班加點拼命干，確保群眾買到糧食。直到29日午夜12點，糧庫還有庫存面粉，糧店門外已經沒有了購糧群眾，做到了不斷檔、不脫銷，圓滿完成了銷售任務。這是全面放開糧食價格的最后一戰，它標志著糧食戰線的干部職工站好了最后一班崗!市糧食局立即報告市委市政府和省糧食局領導。售糧過程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山東省委書記的姜春云曾親臨勝利大街糧店看望職工，這是上級領導對糧食職工的關懷，也是對于他們堅持為民服務、站好最后一班崗的慰問。

　　此后，政府采取糧油限價措施，并為低收入群眾施行憑證限量限價供應糧食的臨時辦法緩解糧價波動引起的群眾不滿情緒，以求平穩過渡到市場經濟，保證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順利進行。

　　改革創新 探索前進

　　1994年后糧食價格全面放開，意味著實行40多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終于完成了歷史使命，糧食企業也面臨著艱難的選擇。糧食搶購風過后，“狼”真的來了。這時外地面粉紛紛低價搶占市場，糧食系統內部工商企業之間也開始爭搶，打起了價格戰，內憂外患同時襲來，搞得職工人心不穩，經營難以為繼。糧店門前排隊挨號熙熙攘攘的情景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來的是經營蕭條，門可羅雀，真是“門前冷落鞍馬稀”。糧店經濟效益急劇下滑，以至大面積虧損，職工工資難以發放。

　　其實這種被動局面早已料到，從中央到省、市各級領導也十分關心。各級領導幾年前就打招呼 ，要求糧食系統干部職工必須大膽改革，走向市場，渡過難關。1992年起，市委市政府領導來到糧食系統調查研究，制定對策，幫助糧食企業解決實際困難。糧店設施差，包袱重。時任副市長的王丕俊同志協調市房管局把他們所屬、現由糧店租用的68處15943平方米房產全部劃轉給糧店，使糧店不再繳納房租，減輕了負擔;還協調市財政制定優惠政策扶持糧店，確定全市146個糧店改為80個糧油食品專供店，每個店由市財政每年補貼3萬元用于改善提升設施，一定三年不變。市糧食局也制定了《居民廚房工程實施意見》，為糧店今后發展提供了指導意見，并深入基層幫助糧店想辦法渡難關。

　　是生還是死?——面對這個必須正視的問題，糧店干部職工做出了積極的回答。他們解放思想，大膽改革，精簡人員，改善經營，一是加強“糧油食品專供店”建設，把店容店貌改造成商店模式;二是按照《居民廚房工程實施意見》，把“糧油食品專供店”盡快變成“糧油食品快餐店”。市糧食局及時推廣槐蔭糧食分局“金德利”快餐連鎖店的經驗，把全市80個糧油食品專供店適時地組建了“金德利”(后改名為“金德利民”)快餐連鎖店，并占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成為深受市民歡迎的濟南市知名的快餐連鎖公司。國有糧店逐漸走出困境，開啟了新的篇章。

　　“糧店-糧油食品店-糧油食品專供店-金德利民快餐連鎖店”，這是國有糧店一路走過的奮斗歷程，記錄著國營糧店永不磨滅的崢嶸歲月!